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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來黨群關系的發(fā)展及挑戰(zhàn)

2009-09-21 17:01:00 來源:臨汾新聞網

“四個基本判斷” 

關于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黨群關系發(fā)展的具體背景,筆者有四個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兩個三十年”。前三十年為“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zhí)政的黨”。后三十年為“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第二個判斷,在前三十年,中國共產黨雖然奪取了國家政權,但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執(zhí)掌權力的方式都沒有脫離“革命黨”的思維,所以盡管擁有執(zhí)政黨的身份,但卻仍然是“革命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在后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fā)生了巨大轉變,即從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了自1949年擁有執(zhí)政黨身份以來第一次真正由革命黨走向執(zhí)政黨的政黨轉型階段。 

第三個判斷,改革開放是從政黨轉型開始的,政黨轉型推動了社會轉型。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進入新階段,而新階段又對執(zhí)政黨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黨群關系實踐在政黨轉型與社會轉型的互動背景下不斷發(fā)展。 

第四個判斷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黨群關系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各種社會問題,而這些社會問題若處理不及時或不當則可能變成政治問題。基于這個判斷,思考黨群關系問題除了借助于政治學的分析工具外,也必須借助于社會學的分析工具。 

“五個基本特征” 

從政黨轉型的角度看,六十年黨群關系可以分為兩大時期,即革命黨思維的時期和執(zhí)政黨思維的時期,分別對應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黨群關系各有特點。 

革命黨強調階級基礎,執(zhí)政黨既要求鞏固階級基礎,也要求擴大群眾基礎。改革開放前,由于以階級為標準進行社會分層,革命群眾主要有工人、農民、解放軍等,不包括城鄉(xiāng)之間的“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身份,他們屬于被專政的對象,黨群關系以階級關系為基礎,相對單一。改革開放后,隨著利益的分化以及在利益異質化基礎上開始形成階層分化,有學者提出我國目前有10個階層,也有國外學者對中國農村社會群體劃分為12個階層。隨著利益分化、階層分化,人民群眾的價值觀也進入了“多元化”時期。所以,如果說革命黨強調階級基礎,執(zhí)政黨時期既要求鞏固階級基礎,也要擴大群眾基礎。 

革命黨的組織具有扁平化特征,便于深入群眾;執(zhí)政黨的組織具有科層化特點,容易脫離群眾。作為革命黨,由于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更看重平等的革命價值以及從現(xiàn)實斗爭環(huán)境中獲得的生存經驗,所以黨的組織更加扁平化,使其反應靈活、決策迅速、容易生存于群眾之中。一個受革命黨思維影響的黨,即使在其執(zhí)政以后,仍將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打破”事實上的科層化,遏止官僚主義,拉近與群眾的距離。而在確立執(zhí)政黨思維以后,制度建設將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工作,其中科層化是制度建設的主要方向。在科層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官僚主義,而這是隔離黨群關系的重要原因。 

革命黨強調黨的意識形態(tài)革命化、理想化;執(zhí)政黨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理性化、現(xiàn)實化傾向。意識形態(tài)的理想化主要表現(xiàn)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精神,而革命浪漫主義的直接后果就是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理想化色彩。意識形態(tài)的理性化主要表現(xiàn)意識形態(tài)服從于對經濟生活的解釋,強調建立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所以,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確立了 “發(fā)展是硬道理”、“發(fā)展是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 

革命黨強調“斗爭”哲學;而執(zhí)政黨則強調“和諧”哲學?!岸窢帯钡恼軐W是革命黨的生存哲學,所以即使在奪取政權以后,“斗爭高于一切,一切為了斗爭”,“不斷擴大和提高斗爭”的思維慣性依舊延續(xù),甚至發(fā)展到提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不斗則修,不斗則垮”、“斗則進,不斗則退”,反復批評“無沖突論”、“消極平衡論”、“三和一少論”等。就這樣,一步一步把中國推向“橫掃一切”、“天下大亂”、“大亂求大治”的“文化大革命”。而作為執(zhí)政黨,必須回歸和諧的社會主義本質,建立黨群和諧、干群和諧、群眾與群眾和諧的黨群關系新目標。正如胡錦濤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的:“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 

革命黨時期尤其強調黨的紀律,黨的紀律可以高于法律;在執(zhí)政黨時期,黨紀必須服從于國法。革命黨生存斗爭的經歷使其更容易強調權威與紀律,一個紀律嚴密的黨才會有戰(zhàn)斗力,一個紀律嚴密的黨也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在轉向執(zhí)政黨以后,隨著黨的十五大“依法治國”目標的提出,要求我們既要強調黨的紀律,也要使黨的紀律服從于國家法律。 

    “幾條基本經驗”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我們黨在黨群關系實踐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也形成眾多好經驗,我認為以下幾條經驗尤其值得總結。 

第一,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善于團結關鍵群體一直是我們戰(zhàn)勝困難,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成功的法寶。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善于團結關鍵群體一直是我們做群眾工作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積極支持和引導流動人群(如鹽農、城市流浪工人、鄉(xiāng)村會黨人員),團結廣大底層群眾,這是我們在革命時期戰(zhàn)無不勝的力量之源。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廣大農民和工人群體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也是我們黨經常依靠的對象。當前,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努力尋找關鍵社會群體依然是我們鞏固階級基礎、擴大群眾基礎的基本做法。 

第二,黨的群眾工作不僅包括黨和群眾的互動,也包括群眾與群眾之間的互動。從黨的歷史看,我們之所以能始終獲得人民群眾支持,一個重要的經驗在于我們植根于群眾之中,在群眾之中獲取力量。在群眾中開展工作,既發(fā)動群眾支持黨的工作,也發(fā)動群眾彼此團結、互助、互愛、互信,善于發(fā)揮社會力量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第三,積極推動經濟發(fā)展,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的追求,提高并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六十年的正、反經驗還表明,一個執(zhí)政黨能否有效地推動經濟迅速發(fā)展,使人民群眾擺脫貧窮、落后的生產生活面貌是這個黨能否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根本動力。十年“文革”,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群眾意見很大。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這是人民群眾始終支持黨的堅實基礎。 

第四,善于做“情緒疏導”或“情緒管理”的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有兩樣東西在我國增長最快,一是經濟增長,二是人們的欲望增長。一般說來經濟增長會慢于人們欲望的增長。于是,一旦人民群眾欲望受挫,就會產生大量的民眾情緒問題。所以,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做人民群眾的“情緒疏導”或“情緒管理”的工作。而這恰恰是我們黨多年群眾工作探索出來的好經驗:一是我們黨有從事“情緒疏導”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比如,計劃經濟時代各單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職責是抓本單位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實就是抓“情緒疏導”的工作;二是在任何時候,當我們激勵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要培養(yǎng)人們正確的勞動觀,遏止人們不正當、不合時宜的欲望。 

第五,遏止官僚主義,拉近與人民群眾的距離。六十年來,我國黨始終在尋求一條遏止官僚主義、拉近黨群關系的道路。比如改革開放前,通過群眾運動遏止官僚主義,拉近黨群距離。改革開放后,我們在走向理性的科層制的同時也在尋找“超越科層制”的新辦法,如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入基層調研、黨內民主、協(xié)商民主、電子政務、網絡問政、縣鄉(xiāng)兩級干部進村進社區(qū)、領導干部“大接訪”、干部與群眾“一對一幫扶”和“結對子”、建立黨內關愛與幫扶機制等等。 

第六,嚴格的紀律是黨吸引人民群眾支持的根本原因。一個黨是否能嚴以律己是這個黨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根本原因。世界許多大黨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風渙散、腐敗成風、官僚陋習盛行、官僚主義蔓延。我們黨執(zhí)政六十年的經驗表明,通過嚴格的紀律樹立良好的黨風始終是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不竭動源。 

第七,通過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改善黨群關系。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的經驗表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黨群關系也是這樣,只有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黨群關系才會得到根本改善。 

“主要挑戰(zhàn)” 

黨群關系的挑戰(zhàn)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黨自身的轉型,二是社會轉型,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進入新階段。 

在政黨轉型過程中,意識形態(tài)的調整,黨的組織的科層化發(fā)展,腐敗與少數干部的不良作風是對黨群關系的挑戰(zhàn)。 

在社會轉型方面,國內一些社會學家判斷,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中國社會,表現(xiàn)為三個特征:一是社會的資源配置從擴散型走向積聚型;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社會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仍處于生活必需品時代,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開始步入耐用消費品時代;三是全球化的趨勢以及中國融于全球化的進程。社會轉型的新階段對黨群關系形成了若干挑戰(zhàn)。 

第一,當前的社會階層分化提出了執(zhí)政黨如何代表這些不同群體的不同利益的問題。 

第二,三大特征導致了社會貧富懸殊的加劇,出現(xiàn)了貧富對立、社會斷裂等現(xiàn)象,執(zhí)政黨如何代表并綜合這些彼此對立的利益訴求? 

第三,當前社會流動中出現(xiàn)了兩種新趨勢:一是中國公民的流動超越國界,代表海外公民并保護他們的利益也被納入了黨群關系的視野;二是國內開始出現(xiàn)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的新趨勢將給執(zhí)政黨認同帶來新的風險。 

第四,在全球化、國際化背景下有遭受境外勢力“意識形態(tài)攻擊”的威脅。因而如何維護意識形態(tài)安全,提高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是一個新的挑戰(zhàn)。 

第五,信息化對黨群關系的挑戰(zhàn)。在信息化背景下,人民群眾受參與成本降低的影響而政治參與熱情大增,出現(xiàn)了信息化背景下獨特的政治現(xiàn)象,被稱為“數字國家”現(xiàn)象。在這個背景下,執(zhí)政黨如何回應并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是一個新課題。 

第六,民間組織的迅速發(fā)展改變了黨群關系的結構。改革開放前,黨通過人民團體分別聯(lián)系一部分群眾。改革開放以來,民間組織得到了迅猛發(fā)展,根據2002年的統(tǒng)計,全國性及跨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社團已經達到1712個,全國社團總數大約在13萬個上下,另外還有民辦非企業(yè)單位11萬個左右。在聯(lián)系群眾的功能上,執(zhí)政黨與民間組織具有相同的目標。民間組織既屬于“群眾”的一部分,也分別聯(lián)系著一些“群眾”,所以如何處理好與民間組織的關系,是黨群關系的新內容。(祝靈君)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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